当奥匈帝国灭亡后,末代皇帝落难海岛,纳粹

引言

君主制的解体以及卡尔皇帝决定退出政治生活这两个原因造成了具有悠久历史的结构的紊乱。这一现象将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让中欧痛苦不堪。哈布斯堡王朝的最后一位皇帝给予了中欧各国所要求的自由，结果却在20世纪欧洲历史上的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两大运动中充当了催化剂。然而，另外一种忠诚仍然存在。被纳粹党人杀害的奥地利总理恩格尔贝特·陶尔斐斯曾培养了一个奥地利人，用以反对德国爱国主义。

他充分利用其在提洛尔区担任帝国步兵团军官时的经验，并试图让奥地利人回想起自己的祖国。即使在后来德奥合并的黑暗时期，盖世太保密切注视着每一次文化活动，当德国人民剧院表演格利尔巴索的《奥托卡国王的幸福与终结》时，人们仍旧用热烈的欢呼声回应着奥托卡·冯·霍恩克在该剧第三幕中关于奥地利的独白。这段独白也是奥地利反德情绪的杰作：“你在哪儿见过这样的比较？奥地利人就是这样快乐、诚实。他们不避讳缺点且公开展现自己的快乐。他不羡慕别人，别人最好应该羡慕他。”

对于帝国和皇家军队的全体官兵来说，多民族古老帝国的瓦解给他们的信仰和事业打上了一个问号。年11月的最初几天，感到迷茫的绝不仅仅是军队中的普通士兵。对于军官们来说，伤痛似乎更加剧烈。被称为“伊松佐河雄狮”的博罗耶维奇主动提出要为新成立的南斯拉夫国效力，但遭到了拒绝。他的财产在由火车运往卡林西亚的途中，在卢布尔雅那遭到了抢劫。

抢劫者夺走了他所有的衣服和荣誉勋章（其中包括他的玛丽娅·特蕾莎勋章）。而他留在克罗地亚的其余财产也遭到了偷窃，他的财产就这样被无偿充公。当年11月他第一次觐见克拉根福主教时，他只能如实说他唯一的财产就是他的“军装和两块手帕”。博罗耶维奇与妻子在克拉根福附近的一套三室小公寓定居下来，但新奥地利共和国的通货膨胀使他们的养老金变得越来越不值钱，甚至不足以为生。

他之所以还能勉强过活主要是由于皇帝给予了一定量的馈赠（类似于弗朗茨·约瑟夫资助晚年贫穷的作曲家布鲁克纳）。64岁的博罗耶维奇于年去世，当时的他几乎身无分文，卡尔皇帝自己掏钱给他在维也纳中央陵园建造了一座精美的纪念碑。卡尔是否后悔曾拒绝博罗耶维奇提供的军事支持呢？不管怎样，卡尔的这种高姿态向君主国指挥官们证实“哈布斯堡的忘恩负义”只是谣传。

年11月的一个清晨，的里雅斯特海军航空站指挥官戈特弗里德·班菲尔德在他的办公室静静地等待意大利对手的到来。最终，一个名叫贝雷奇的意大利王牌飞行员前来接管这个基地。当他出现在班菲尔德面前时，这名意大利人态度严肃地致意道：“您是班菲尔德？真是幸会。很抱歉我们没能早点见面。”对此，班菲尔德沉稳地回答说：“不要抱歉。如果我们早点见面，恐怕我们中的一个今天就不会在这里了。”

不幸的是，这将是班菲尔德在意大利人这里最后一次体验到骑士风范。两天后，他被逮捕并单独监禁，在的里雅斯特的英国和美国领事干预后才得以获释。获释后的班菲尔德被要求在48小时内永久离开的里雅斯特。像许多奥地利飞行员一样（其中也包括另外一位与英国有联系的军官弗兰克·林克·克劳福德），在新奥地利共和国正处在社会混乱、金融动荡的阶段，他也只能待业。如果说飞行员的前景有限，那这种情况在海军军官身上则是不存在的。

10月31日，卡尔皇帝签署了一项命令：将海军移交给南斯拉夫地方议会。自尼尔森时代以来，红白红相间的战旗就在地中海为人们熟知。那一天是这面旗帜最后一次被升起。奥地利、捷克、波兰、匈牙利以及意大利的军官们全都开始踏上归途。在接下来的混乱局势中，意大利人在普拉港给“联合力量”号放置了吸附式水雷，随后的爆炸击沉了它。其余的主力舰则由协约国各国瓜分，最终遭到拆解。

在奥地利，帝国身份的丧失所留下的伤痛直到21世纪才得以治愈。年2月，维也纳爆发了短暂而激烈的“内战”，它验证了已故的卡尔皇帝生前的担忧，那就是当军队卷人政治斗争时，社会会变得动荡不安。客观地评价像陶尔斐斯这样的历史人物：他既是一个自负的奥地利爱国者，又是民主进程和社会主义过程中的敌对分子。他于年被纳粹党人杀害。

但即便是现在，第二共和国仍然对这种客观评价高度敏感。而奥地利在年面临的激烈分裂直到今天依然无法让我们对其有一个客观公正的评价。年纳粹德国和奥地利合并后，许多前帝国和皇家军官被并入德国国防军。有名前哈布斯堡军官担任了将军，其中有3名军官在德国国防军中已达到上将军衔。但并非所有人都是纳粹党人。

卡纳里斯元帅指出他在维也纳的军情局所配备的都是他所称的“爱国的奥地利人而不是奥地利纳粹分子”，并以此为荣。这些人员则是由这位元帅的副手赖豪森－韦夫蒙特负责招募，他还被誉为“哈布斯堡军官的典范”。希特勒在德国一上台，就千方百计地想要约见当时还在德国求学的卡尔皇帝的儿子兼继承人奥托·冯·哈布斯堡。这位年轻的哈布斯堡真不愧为这个家族的一员：他立刻发现纳粹党与他的家族所支持一切完全背道而驰，于是拒绝和希特勒见面。

他的表兄马克斯·霍恩贝格是在萨拉热窝遇害的那位大公的儿子，同样拒绝与纳粹党合作，还因此被送进了达豪集中营。那些公开拥抱纳粹党理想的军官通常来自于德意志民族主义家庭，而且大都是帝国的德意志种族“极端主义者”（例如策划了贝尔格莱德轰炸事件并在战后被处决的勒尔上将，就是来自奥地利旧军事前线泽韦林边缘的德意志少数民族）。

非德裔军官则听从各自民族的呼唤。几乎所有波兰籍前奥地利军官都加人了由皮尔苏茨基率领的新组成的波兰军队。二十年后，他们与德国国防军交战（例如，华沙起义的指挥官波尔－卡莫罗夫斯基）。每况愈下的匈牙利，只有通过驱逐“王国”内所有的斯拉夫少数民族，才能使种族凝聚力得到提高。一些前匈牙利士兵在新的（仍属皇家）匈牙利地方防卫军中找到了自己位置，这支军队的指挥官是“圣伊斯特万”号军舰的前任舰长霍尔蒂海军上将。

作为当时的“摄政王”，霍尔蒂曾两次背叛卡尔皇帝，他试图在布达佩斯重建君主国，但均以失败告终。作为一个没有保皇主义忌惮的人，他在维也纳受到了严厉的谴责，被称为没有国王的“摄政王”以及没有海军的海军上将。但只要他能抵抗希特勒的命令，不将布达佩斯的犹太人运往死亡集中营，他的这些缺陷也并不是十恶不赦。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布达佩斯的犹太人数量要多于维也纳和其他中欧城市，这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因为他。

也许他的身上尚存有一点哈布斯堡王朝对他的训练所留下的痕迹。捷克籍官兵的命运则最充满挑战。由马萨里克建立的这个国家有望成为中欧的瑞士。事实上，捷克人在他们的新国家里算是少数，但他们却无情地排斥“德裔”奥地利人。被英国和纳粹官员称为“苏台德－德国人”的这些人感觉自己就是德国人。从一开始，捷克政府就将他们视为一支万人的第5纵队。

因此，清洗新捷克斯洛伐克军队中的军官阶层在所难免。在老维也纳新城军事学院学习过的军官被军团士兵所取代，这些军团士兵在东线战场上曾是哈布斯堡军队的逃兵，转而接受了俄国的方法，只有骑兵和军乐仍然保留着哈布斯堡的特点。在乌克兰，由奥地利培养出来的军官迅速成了各种活动的主力军，他们试图建立一个可以抵御莫斯科影响的实体，但这一切都是徒劳。

和其他国家的许多同志一样，他们中的大多数人至死都坚持君主主义。马萨里克领导下的捷克人除了好兵帅克幽默的冒险外也不会有人对其进行研究。拉德茨基的伟大纪念碑依然在布拉格城堡后面的仓库里布满灰尘，而波希来亚年之前的故事也被小心地束之高阁。那些称为“民族主义”和“自决权”的抽象领域仍然需要全面的重新评估，但毫无疑间的是，人们正在仔细审视这些。

其实，这些抽象概念是将近年前威尔逊总统某次大怒时提出的。随着21世纪的发展越来越迅速，欧洲各地蠢蠢欲动的种种动力必然不会再允许围绕这个故事形成的肉冻长时间保持完好无损。中欧的问题依然存在，尤其是如何将不同民族的小实体组织成一体，使他们可以享有帝国和皇家军队所保证的安全和繁荣。他们所效力过的军队与王朝在多个世纪里都提供了一个解决方案。

结语

帕拉茨基正确地预测道，一旦哈布斯堡离开中欧，德国和俄国这两个有影响力的国家将填补这个空白。随着中东欧国家作为后继者在20世纪纷纷出现，也随着不再是铁幕前最后一站的奥地利重新恢复其与多瑙河盆地的文化和贸易联系，这个百年故事无疑将会迎来积极的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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