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振瑛风云变幻恰克图

中俄贸易的历史很久远，我们从清代开始说起。清朝初年，中国实行海禁。康熙二十三年(年)取消海禁后，清廷曾一度设立粤海、闽海、浙海、江海四税关，负责经理对外贸易和征收关税事宜。

乾隆二十四年(年)，清廷限定广州为唯一的海上对外通商口岸，并对来华贸易的海路外商采取严格的管理措施。

鸦片战争之前，清朝的对外通商口岸，实际上只有两处。一处在广州，为海路通商口岸；一处在恰克图，为陆路通商口岸。恰克图陆路通商口岸主要就是中俄两国之间的通商贸易。直到鸦片战争后，实行五口通商，情况才有了变化。

康熙二十八年（年），中俄两国签订了第一个边界条约《尼布楚条约》。《中俄尼布楚条约》虽然划定了中俄东段边界，但是中俄两国商人常常进行贸易往来的中俄中段边界却没有确定。条约签订后的康熙三十二年（年），俄国派遣义杰斯出使中国，谈判贸易问题。谈判的结果是清朝“准许俄国商队每隔三年来北京一次，每次不得超过二百人，免税贸易八十天。俄国政府的商队，由此得以向中国倾销西伯利亚的皮毛，并采购茶叶、缎布等运回本国”。于是，频繁来华的俄国商队到北京与中国商人交易，成为了当时中俄商品交流的主要方式。但在这期间，俄国利用中俄中段边界“未定”的机会，不断向南扩张，蚕食中国蒙古地区领土。清政府为此曾多次建议举行中俄中段边界谈判，均遭沙俄拒绝。康熙六十一年（年）4月，清政府被迫宣布中断两国贸易。两国贸易中断后，沙俄政府担心其对华贸易受到更大影响，加上同瑞典、波斯连年作战，无力再在中国边境挑起战事，所以决定重新与中国坐到谈判桌前。

雍正三年（年），俄国女皇叶卡捷琳娜一世召见了萨瓦·务拉德思拉维奇·拉古金斯基伯爵，交给了萨瓦一项使命。让他与清政府进行新的划界和贸易问题谈判，以弥补《尼布楚条约》的不足。雍正四年（年）10月，萨瓦·务拉德思拉维奇·拉古金斯基伯爵以俄国特命全权大使的身份携阔留赤甫、郎克和格拉儒诺甫三位助手，率领俄国使团到达北京，开始了一场漫长的谈判。

萨瓦·务拉德思拉维奇·拉古金斯基率领的使团是雍正四年（年）十月初八到北京的，《中国通史》第十册记载：“清雍正帝派吏部尚书查弼纳（满族人，有文献汉文译为察毕那）、理藩院尚书特古忒和兵部侍郎图理琛等为代表，与俄使进行了三十多次会谈，就基本问题达成了协议。”次年闰三月十四日，历时六个月就原则问题达成了10项协议的谈判结束。最初，两国的分歧是清政府要求先划定两国国界，后商谈其它有关事项；沙俄坚持先商谈其它事项，不考虑两国划界问题。后清政府让步，同意中俄国界由两国代表在边境商谈划定，原则上先给俄国人在中国贸易和宗教方面的权利。接着，两国使团前往边界上的布拉河畔，在中方退让的情况下，按俄方提出的划界方案达成初步协议。

雍正五年七月十五日（年8月31日），中俄在布尔河畔签订了《布连斯奇界约》，划定了中俄在喀尔喀地区的疆界。同年九月七日（11月2日），又签订了《恰克图条约》，汉文也称之为《中俄喀尔喀会议通商定约》（次年五月十八日双方正式换文）。条约共十一款，主要内容包括边界、贸易、宗教、越境人犯处理等四个方面。恰克图条约要点是：一、以后双方均不容留对方逃犯。二、划界东起额尔古纳河，西至沙弼奈岭。三、乌第河暂为两国共有地方，双方均不侵占。四、通商仍照旧例，过境买卖，定於恰克图、尼布楚二处。五、中国于北京建俄罗斯馆，为俄人建教堂，教士四人，学生四人，教习二人，由中国给予赡养。六、彼此行文平等。其中中俄中段边界照《布连斯奇界约》的规定，以恰克图和鄂尔怀图山之间的第一个鄂博（敖包）作为两国边界起点，东自额尔古纳河，西至唐努乌梁海地区西北角的沙毕纳依岭（沙宾达巴哈）为界线，以南归中国，以北归俄国。这样，贝加尔湖之南及西南约10万平方公里国土因恰克图条约而丧失。贸易方面重申“准其两国通商。既已通商，其人数仍照原定，不得过二百人，每间三年进京一次。”“除两国通商外，两国边境地区之零星贸易，应于尼布楚、色楞格（恰克图）两处，选择妥地，建盖房屋，以准自愿前往贸易者贸易……。”这就是后来中俄恰克图互市的由来。

其实，大约在《恰克图条约》签订前的十余年间(即年左右)，俄国商人在色楞格之恰克图与中国人的互市交易就已经开始。“在头十年，恰克图(的俄商)有百来户人家。”而当时来恰克图贸易的中国商人，主要是清初随康熙帝平定噶尔丹时来到漠北喀尔喀地区的旅蒙商人。萨瓦在前往中国的路上就已发现了靠近中俄边界的这个名叫“恰克图”的小市场，并且决定把它开辟为未来的贸易市场。

和恰克图同时开放的还有一个叫库克多博之祖鲁海图的市场。这个市场地处偏僻，而且远离中俄通商历史形成的主要商路，因而贸易情况始终不佳，不久就被放弃。于是，恰克图互市就成为了19世纪中叶前中俄贸易往来的唯一法定渠道。当然，这里所说的恰克图互市是包括中国的买卖城的。

从十八世纪初到十九世纪中叶，恰克图与买卖城贸易市场的贸易一直处在持续稳定发展的良好状态。一份统计资料显示：恰克图与买卖城市场贸易进行了近二十年的乾隆十四年（年）时，其年贸易总额比开市时增长了一千多万卢布。可见其发展速度之快。从此，恰克图与买卖城市场贸易额不断增加。也正是由于贸易的增长，恰克图由一个普通的村镇一跃成为了“百货云集，市肆喧闹”的繁荣大市场，成为张库商道辐射网上一个重要的贸易集散中心，并逐渐发展成一个有相当规模的城市。

自从中俄《恰克图条约》签订后，中俄之间一直是商队贸易和边境贸易两种贸易形式并存的格局。据文献记载，年至年间，俄国共派遣了六个国家商队经恰克图来北京贸易。分别是雍正六年（年）的英洛科夫商队;雍正九年（年）的英洛科夫商队;雍正十三年（年）的费尔索夫商队;乾隆五年（年）的费尔素夫商队；乾隆十年（年）的卡尔塔雪夫商队；乾隆十九年（年）的弗拉德金商队。据苏联历史学家斯拉德科夫斯基对年至年来中国贸易的阿勃林商队获利情况所作的统计：“阿勃林带来的货物，价值卢布83戈比，在北京卖得卢布39戈比。因此，俄国皇库赚得%的利润，实际上，收入还要多些。西伯利亚衙门把这批中国货物运往莫斯科，按莫斯科价值出售，转手赚得卢布94戈比。因此，出售俄国货赚得纯利润为卢布11戈比，比从托博斯克出发时的俄国货物价值高出%。还应指出，商队在途中购买马匹、骆驼、粮食和礼品的费用已经扣除在外。”

从乾隆二十一年（年）起，俄国原则上不再派商队来北京，贸易基本进入恰克图市场。据俄国文献资料统计，“-年，恰克图贸易占俄国与亚洲各国贸易总周转额的67%。”其中，“-年三年间，俄国在恰克图的贸易总额为卢布。”仅乾隆二十五年（年），俄国政府在恰克图征收的商品关税就占其全国关税总收入的百分之二十四。乾隆二十七年（年），俄国沙皇政府完全停止国家商队来北京贸易，宣布取消对恰克图市场毛皮贸易的限制，恰克图互市交易额得到直线上升。据俄国驻恰克图海关税务统计资料,乾隆二十六年（年），中俄商人在恰克图交易总额为卢布。其中俄国输入中国的货值为卢布，中国输出货值为卢布。乾隆二十七年（年）交易总领为卢布，乾隆三十五年（年）为卢布，乾隆四十六年（年）为卢布。在短短二十年间，恰克图贸易总额就增长了七倍半以上。《清代前期的中俄贸易》一书说：“十八世纪下半叶，恰克图（买卖城）贸易在俄国与亚洲各国贸易中居第一位，占贸易总额的68％；俄国从恰克图贸易中所征关税占俄国总额的20％－36％。”

《恰克图条约》签订后，俄方在恰克图贸易的商界选出四名监督人，负责监督检查边境互市交易情况，“他们对商品预先分等定价，经全体商人大会通过决议后，就对交易情况进行监督，如发现有人用次货充好货，就要受到相应的处罚。头一二次罚款，第三次再犯，就被取消在恰克图经商权利。”

十八世纪后期至十九世纪初期，恰克图和买卖城的边境贸易主要是以中国的茶叶、大黄与俄国的毛皮进行交易。俄国商人在恰克图与买卖城市场上的交易中获取的利润很大。由于缺乏进出口货物的海关统计资料，所以要想准确的了解当时中俄两国输入输出的交易额是十分困难的。仅据俄国有关历史文献不完全统计，年至年间，俄国商人共向中国陆路贸易输出毛皮等货物总值已超过24万卢布，获得利润率最高年份达到百分之四十八。

以乾隆三十八年（年）的海獭皮为例，俄商在西伯利亚收购海獭皮每张价格为40至60卢布，而进入恰克图（买卖城）市场每张为90至卢布，有的甚至高达卢布。在西伯利亚收购猞猁皮每张2至3卢布，而进入恰克图（买卖城）市场每张为4至16卢布不等。仅出售毛皮便可以使俄商获得%至%的利润。俄商再用毛皮交换回的中国茶叶和大黄还有更大的利润。以年的茶叶行情为例，俄商在恰克图（买卖城）市场上以万元购买的茶叶运到下诺夫哥罗德市场上就可以卖到万元。

当然，恰克图和买卖城互市贸易中并不是所有的生意都赚钱。俄商在恰克图（买卖城）作为交换的商品除了毛皮外，又逐渐增加毛呢（哈拉）的输出，但毛呢销路较窄，未能受到中国商人的欢迎，俄商只有压低售价，赔本抛售。

恰克图和买卖城贸易中，贸易逆差是困扰两国商人和沙俄政府的又一难题。恰克图和买卖城贸易全面展开后，俄商仅依靠毛皮与少量日用品，已远远不能抵偿茶价，贸易逆差日益严重。中方输出额每年一般可达八百万卢布左右，俄方仅达到六百至七百万卢布。每年恰克图和买卖城的贸易逆差多达一二百万卢布左右。开始，贸易逆差用银子直接补足。沙俄政府发现白银大量流入中国后，就停止了现银的结算方式。于是，精明的商人们就把银子浇铸成各种银器，以重量与中国商人结算。

清廷对恰克图和买卖城这个国际贸易市场的管理极其严格。俄文的《皇朝文献通考》提到：“凡入恰克图（买卖城）市场必有理藩部颁发的信件（信票）。无信者不准入市。”也就是说，凡入市贸易的商人，必须持有理藩院颁发的部照（亦称信票，部票），无票不准入市。走私入市者，一经查实，货物没收，一半充官，一半奖励稽查人员。

清朝廷的理藩院是恰克图和买卖城的互市贸易和张库大道的直接管理者，因此，我们需要说说理藩院。

中国自古就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历代封建王朝为了加强对边疆地区的统治，大多设有专门机构或兼职官员处理边疆地区的民族事务。清代理藩院的前身是清人在尚未入关的崇德元年（年），设立的蒙古衙门。崇德三年六月，改蒙古衙门为理藩院，隶属礼部。封建时代称属国属地或分封的土地及边防重镇为藩，处理藩属事务的衙门就叫理藩院。顺治元年（年），改置尚书、侍郎。清代理藩院的地址，在今北京东城区东长安街王府井附近。光绪二十六年（年），理藩院拆除，改建成今天的北京饭店。

理藩院是管理边疆民族事务的专门机构。最初清代理藩院只负责漠南蒙古诸部事务及处理对俄事务。康熙年间执掌范围扩及喀尔喀蒙古和新疆北部以及西藏地区，乾隆朝中叶以后成为管理各少数民族地区事务的中央机构。

康乾时期理藩院组织机构渐趋完善。康熙即位以后，认为理藩院责任重大，不应当再隶属礼部，理藩院由此完全从礼部独立出来。平定维吾尔贵族大小和卓的叛乱后，理藩院职权再次扩大，增设徕远司专管新疆南部事务。嘉庆直至宣统三年辛亥革命爆发前，理藩院人事和建制经历了频繁变革。咸丰十年十二月（年1月），成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以前，兼办对俄外交事务。光绪三十二年（年），清政府预备立宪，开始“厘定官制”的改革，光绪三十三年（年）九月，改为理藩部。年清帝退位后，理藩部改为蒙藏委员会。

理藩院的职掌大体可以分为六个方面。一是管理蒙古、新疆南部及其他少数民族王公、土司等官员的封袭、年班、进贡、随围、宴赏、给俸等事，并派遣该院司员、笔帖式等到民族聚居地区管事，定期更换。二是办理满蒙联姻事务。凡遇皇帝下嫁公主、指配额驸之事，会同宗人府办理。三是管理喇嘛事务，保护藏传佛教格鲁派。四是管理蒙古各旗会盟、划界、驿道及商业贸易事务。五是修订关于少数民族的法律，参加审理刑名案件。理藩院驻各处司员，参加对该地区的民族案件的判决。凡判遣罪以上者，均要报理藩院，会同刑部或者三法司审定执行。六是掌管部分外交、通商事务。清代前期，理藩院还负责部分外交事务，主要是兼管位于西、北两个陆地方向的与清朝相邻国家的外交事务。其中，处理和俄国的关系是理藩院外交事务的重要内容。对俄事务主要包括协调两国的外交关系，负责交涉主权问题；负责两国的贸易往来；管理在北京的俄国人员三个方面。咸丰年间成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后，理藩院不再管理外交事务。

理藩院对俄事务的协调有许多记录：顺治十三年（年），俄国派遣巴依科夫使团到达北京，清政府派理藩院官员负责接待；康熙二十二年（年），针对俄国对中国东北黑龙江流域的侵略由黑龙江上游扩展到中下游地区和额尔古纳河东岸的行径，康熙令理藩院具文俄国，要求予以解释；康熙三十一年（年），俄国派出以伊台斯为首的使团前来中国。使团在中国的一切活动均由理藩院安排。理藩院官员多次接见伊台斯，并就划分中俄边界问题、俄国来华使团人数问题阐述了清政府的立场；雍正元年（年），理藩院致书俄国办理逃民事务的使臣劳伦特·朗克，就两国之间的逃民问题进行协商。

理藩院协调中俄两国贸易往来的记录也有许多：17世纪中后期，俄国商人开始经由西北边境到北京进行贸易。京师互市期间，俄国商队留在张家口外的马匹、牛羊除俄国人自己看管外，清朝理藩院还要派遣司官一人前去照料；边境互市贸易中，黑龙江互市规模比较小，以土产交易为主，因此理藩院只是委派当地官员巡视，并命其于每年7月将情况上报；恰克图互市地点最初设在圐圙，后移至恰克图，清朝从理藩院司官当中委派一人在此任监视官。

当时，中国商人前往草原及中俄边境贸易实行信票制度，初期信票一律由理藩院颁发。另外，理藩院还有管理在北京的俄国人员和俄国派遣来北京学习的学生的职责。康熙二十四年（年）之前，俄国在北京的人员近百人，主要是在雅克萨战争前后被清军俘虏、招降或者主动投降的，居住在东直门内胡家圈胡同。这些人都由理藩院负责管理。

雍正六年（年），依中俄签订的《恰克图条约》，俄国派遣教士4人来北京传教，由清朝理藩院提供食宿。后俄国传教士来北京住在位于北京东交民巷的南馆，理藩院也负担他们的部分生活费用。

近年来，学界对清代中俄恰克图贸易给予了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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