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豪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另一面俄版战狼

作者：Astoria

一、浪子弑父

年，陀思妥耶夫斯基还是一个毛头小子，在圣彼得堡军事工程学校就读，而他的父亲经营着一个摇摇欲坠的农庄。尽管学费高昂，家境一般，他却学会了大手大脚地挥霍。当他再一次向父亲要钱时，父亲给他写了一封信，“你还抱怨父亲给你寄的钱太少吗?就连我自己也急需添置新衣，虽然旧的那些早已破破烂烂，可我整整四年没买过一件新衣服。在我自己需要用钱的地方，我连一个戈比也拿不出……这些钱你要省着花，再说一遍；我没有能力很快再寄钱给你。”

这大概是父亲写给他的最后一封信。年6月6日，他父亲去农庄办事，返回途中因中风去世。但是，当地流传着一个说法：他父亲来农庄时心情不好，借着酒劲骂自家农奴是不干活的懒汉。积怨已久的农奴一拥而上，把他父亲群殴而死。他的弟弟安德烈在回忆录里承认，家人们之所以放弃追究，是因为，如果报给当局，这些农奴都会被流放西伯利亚，然后农庄会破产，他们也就失去了经济来源。

这件事，很有可能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精神状态乃至创作都产生了影响。在年，奥地利心理分析学家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在《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弑父者》（DostojewskiunddieNateritumg）中提出，小说《卡拉马佐夫兄弟》中的弑父情节，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父亲之死有着密切的关系。小说中伊万·卡拉马佐夫与同父异母的兄弟合谋杀死父亲的情节，反映了作家少年时潜意识里有过的愿望。

老卡拉马佐夫，《卡拉马佐夫兄弟》插图，鲍里斯·利沃维奇·涅波姆尼亚希绘

在外人面前，陀思妥耶夫斯基对父亲的死缄口不言。相反，他说起早年病逝的母亲，却总是无所不谈。弗洛伊德一针见血地指出，他对父亲的冷漠态度，是出于负罪感。家中弟妹甚多，本已入不敷出，他却索要金钱，给父亲增加压力，已经成了一个军校生，却无法为家人分忧，无论父亲是死于非命，还是单纯死于中风，他都有一定责任。因此，父亲的死让陀思妥耶夫斯基感到内疚和自责。但是，他也获得了可供支配的金钱以及更宝贵的自由——摆脱强有力的控制，从事自己一直想从事的文学创作。年夏，陀思妥耶夫斯基从军校毕业，开始为参谋部绘制地图。虽然父亲的死给他的生活蒙上了一层阴影，但仍然衣食无忧。在圣彼得堡的花花世界的刺激下，他的奢侈更加变本加厉了。每次给监护人——他的妹夫卡列平写信，他只有一个目的——要钱。信里的措辞和语气也不像当年向父亲写信要钱时那样尊重，而是直截了当，有时甚至是蛮横。有好几次，除了每月的生活补贴，卡列平还给陀思妥耶夫斯基汇去了几笔大额款项，每次都被挥霍一空。“我的日子过得太漫不经心了，这是全部问题所在”，他在给弟弟的信中轻描淡写地说。

《白夜》插图，亚历山大·亚历山大洛维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漫不经心”，大概是从圣彼得堡的上流文学艺术圈里学来的。这个圈子里的人往往出身非富即贵，崇尚视金钱如粪土，今朝有酒今朝醉。出身下层贵族的陀思妥耶夫斯基，染上这种毛病，就像是“少爷的身子跑堂的命”。此外，他也受到了浪漫主义的影响。浪漫派作品中的英雄人物通常都是放荡不羁，热衷于冒险、决斗，当然还有赌博。青年时代，陀思妥耶夫斯基便已表现出对纸牌和轮盘赌的狂热爱好。

年，陀思妥耶夫斯基申请从参谋部辞职，退出现役，并要求妹夫把他继承父亲的遗产份额折成一千卢布，一次性支付给他。经过一番扯皮之后，他拿到了这笔钱，却和妹夫闹得不欢而散。

他之所以辞职，是想搞文学创作。在十九世纪中叶，随着市民阶层的兴起、识字人数的大量提升，文学与金钱的结盟催生出一股淘金热，而那些精明的出版商成为最大的赢家。陀思妥耶夫斯基也想成为这股文学热潮的受益者，并为此总结出一条公式∶“工作，冒险，赚钱。这便是力量之所在。”

二、掌掴重生

自年起，在圣彼得堡名流彼得拉舍夫斯基的公寓里，每周五晚上都会举行聚会，讨论热门的各种社会、哲学和文学话题。其他圈子的聚会往往是AA制客人分摊餐费，而彼得拉舍夫斯基家的聚会由主人自掏腰包。对于囊中羞涩的陀思妥耶夫斯基来说，这一聚会格外有吸引力。

随着年革命的爆发，在巴黎、柏林和维也纳出现反君主专制的起义。受到西欧革命的威胁，沙皇尼古拉一世采取了一系列管制措施。这些措施的第一项就是——加强审查制度，禁止发表任何批评政府的言论。被革命火种引燃的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里，流传着别林斯基等人的著作，如《致果戈里的信》，还出现了废除农奴制、反对沙皇专制的呼声，甚至有人创作了抨击农奴制的文本《一个士兵的话》，并且拿去印刷。因此，有34人很快就被沙俄的秘密警察逮捕，其中15人被判枪毙，陀思妥耶夫斯基也在此列。

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成员

然而，沙皇像猫捉老鼠一样捉弄了他们。年12月，这一群人被押赴刑场，在寒风中等来的却不是子弹，而是沙皇的赦免书。由于沙皇陛下“慈悲为怀”，他们被改判为流放西伯利亚，以列兵的身份服苦役。

陀思妥耶夫斯基把沙皇的假处决称为“重生”，尽管西伯利亚的苦役让他吃尽苦头，还诱发了今后一直折磨他的癫痫病，可是他觉得活着已属不易，更加感谢沙皇的大恩大德。年和年，他先后创作了两首诗，由头是克里米亚战争，英法两国与奥斯曼结盟对付俄国。在第一首诗里，他对俄国三大支柱——东正教、专制主义和民族性作了一份“爱的表白”。年2月，丧师失地、接连惨败的沙皇尼古拉一世驾崩，这年夏天，他又在第二首诗里对沙皇大肆讴歌，如他的传记作者古斯基所说“把掌掴自己的手捧到嘴边，恭敬地亲吻”。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诗被送到了太后手里，当局把他从列兵提升为下士，改善了他的流放处境。他再接再厉，在年春又创作了一首庆祝尼古拉一世的儿子——亚历山大二世加冕的诗。对于这三首诗，他的弟弟毫不客气地评价道：“你的诗我读过了，我觉得写得很烂。诗歌这玩意儿不适合你。”这三首诗，陀思妥耶夫斯基并未收入自己的作品集。

西伯利亚的苦役犯

历史证明——农奴制禁锢了沙俄的发展，亚历山大二世在年主动废除了农奴制，而这些可怜虫却要在十二年之前经受这样的折磨和羞辱。如果是一个神经刚硬的男子汉，也许会为沙皇的“赦免”而感到恼羞成怒。但是，有些神经像橡皮筋一样，被崩得太紧，再松下来就会变得无力，像普通的绳子一样毫无生气。

结束长年流放的生活后，陀思妥耶夫斯基又返回圣彼得堡，年与弟弟办了一个杂志《时代》，以“根基主义”来描述办刊理念，即在“斯拉夫派”与西化派之间寻求平衡。尔后，他的《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人》、《死屋手记》等小说相继出版，为他带来滚滚财源，使他可以在年夏天前往欧洲旅行。可是，他却感受不到旅行的乐趣，无论是巴黎、柏林、海德堡，在他眼里都是一片黑暗，就连瑞士的山水风光也索然无味。他对欧洲的描写，更多是出自“严冬般的宿怨”的视角，站在了西方文化的对立面。

“死屋手记”

年，他在流放地娶的妻子玛丽娅在圣彼得堡病死，在为妻子守灵期间，他的头脑中萌生出了一些念头，后来逐渐形成一套思想体系。与几十年后另一个来自圣彼得堡的写手安兰德一样——严格意义上，他俩都不是哲学家，而是用小说来传达自己的理念。因为小说通俗易懂，不像大部头的哲学著作那么晦涩，他们的思想能吸引大批信徒，被奉为圭臬。

三、二律背反

年，陀思妥耶夫斯基与比他小25岁的安娜结婚。虽然债台高筑，但是《地下室手记》、《罪与罚》等书给他带来了不少财源，拆了东墙补西墙，倒也不至于破产。为了躲过国内的债主，也为了安心创作，他的妻子典当了嫁妆换来了旅费，他再次前往欧洲旅行。

本来他们只打算在欧洲待几个月，却因经济原因而一拖再拖，一直待了四年多。他在赌场把旅费输得精光，朋友借来解决燃眉之急的钱，照样被他挥霍一空。由于生活窘迫，无论在德国、意大利还是瑞士，大部分时间都在赶稿，反正他也对景点兴趣缺缺。这段生活为他的反欧情绪提供了新的养分，同时也为他对西方社会堕落的抨击多了“直接经验”。

第二任妻子安娜

在此期间，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舅子伊万来瑞士拜访，向他谈到一个非常奇葩的人——涅恰耶夫，这促使他写出了小说《群魔》。

“涅恰耶夫”（Нечаев）这个姓在俄语里是“出人意料”的意思，他的生父姓埃皮什科夫，与女农奴生下了他，于是给他安上了这个姓。他接受过一定的教育，由于遭受不公的命运，他对特权阶层充满憎恨，认同无政府主义思想。他为自己捏造了一个“俄罗斯革命委员会”代表的身份，在瑞士与无政府主义“大佬”巴枯宁、赫尔岑和奥加廖夫搭上了线，从巴枯宁那里得到了卢布，还曾追求赫尔岑的大女儿娜塔莉亚，却毫无结果。与他曾有一面之缘的恩格斯，毫不客气地评价道：“涅恰耶夫，不过是个流氓而已”。

在《革命者教义问答》里，涅恰耶夫开门见山地说：“革命者注定是牺牲的人。他的一切都应当贡献给唯一的绝对的事业——革命事业……他对自己是残酷的，对别人也应该如此。他应该准备随时牺牲自己，并且准备亲手毁灭妨碍达到这个目的的一切东西。”

返回俄国，涅恰耶夫在莫斯科农学院的学生组织发动一场革命。他的独断作风激起同僚的不满。在年冬天，大学生伊万诺夫威胁要退出五人委员会，被他和另外四人谋杀。四名同谋被逮捕，而他逃到了瑞士。赫尔岑的大女儿在年夏天写道，“……现在巴枯宁甚至奥加廖夫都确信他们被骗了，并与涅恰耶夫及其同志断绝了一切关系。”巴枯宁在给奥加列夫的信中则写道：“没什么好说的，我们都是傻瓜。”年，涅恰耶夫从瑞士被引渡回俄国，监禁十年后去世。整个事件，可谓是一地鸡毛。

《群魔》的背景设置在年代的俄国的一个虚构的城镇，主角彼得·韦尔霍文斯基的原型是涅恰耶夫，他招揽信众，组织了一场未遂革命。学生伊万·沙托夫与“革命者”决裂并谴责他们，然后被杀害。

《群魔》（）剧照，基里洛夫的自杀

陀思妥耶夫斯基把伊万·沙托夫塑造成了正面的“俄罗斯的英雄”，后者背弃“革命者”，是由于坚持信仰上帝。回国之后，他向皇储亚历山大三世寄去一本《群魔》，在附函中写道“我希冀您，殿下，作为世界上负有艰巨使命的伟大皇帝的储君、俄国未来的领导和主宰，可以俯察我的意图，即用艺术形式描绘我国当前文明中最危险的祸害”。

虽然他和弟弟主办的《时代》在上一波封禁中躺枪，但是由于他紧跟上意，他回国后便被俄国保守派梅什切尔斯基招募，在《公民》杂志任主编。不久后，他加入了“斯拉夫慈善委员会”，该委员会旨在“帮助受奥斯曼帝国压迫的斯拉夫同胞重建东正教信仰”。他还加入了“思想启蒙爱好者协会”。该协会虽然名为启蒙，实际上金主是俄国东正教会，旨在“抵抗西方启蒙思潮的影响”。

虽然一次次被沙皇玩弄于鼓掌之中，但是他的一切——生命、金钱和地位，都来自于沙皇的恩赐。他在杂志上为沙皇大唱赞歌，尤其是~年巴尔干危机中，把战鼓擂得咚咚响。他不仅站在左派和自由派媒体的对立面，还向托尔斯泰发出挑衅。和平主义者托尔斯泰相信战争是人类的原罪。而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看来，战争是一场道德上的洗礼，它可以激发人的勇气，自尊和牺牲精神；在和平时期，这些品质会随着时间被消磨殆尽。

沉浸在“斯拉夫的天命”里的他，浑然不觉自己的国家本身就中了魔。即使按照东正教的说法人人都有罪，要在上帝面前忏悔，但是沙皇归根结底也还是一个凡人，俄罗斯归根结底也还是一个地上之国，凭什么可以妄称天命，凌驾于万国之上？凭什么为了天国之故，整个世界都要赞同俄罗斯？自称上帝的代理人，和“革命的代理人”又有多大区别？四、泥塑胎神

虽然陀思妥耶夫斯基被认为充满悲情色彩，但是，无论是十九世纪的的普通作家，还是现在的我们，都达不到他在当时的生活水平，出国旅游，整租别墅，雇几个佣人，这是难以想象的。

《作家日记》使他在俄国保守派里声名鹊起，更为他带来滚滚财源。他在圣彼得堡不远处的旧鲁萨买下地皮，盖了一座别墅。年，亚历山大二世登基25周年之际，他以斯拉夫慈善协会的名义寄去一封贺信：“尊敬的沙皇陛下，最仁慈的君主！人民颂扬爱戴其君主，视其如父。……回首过去往日，在我国知识阶层中，科学和启蒙的硕果固然令人欣喜，却也有杂草在滋生蔓延。……在这些人周围出现了一群狂暴的破坏者，一群盲目无知的愚人，这些误入歧途的年轻人，最终屈服于一股黑暗的地下势力，这股势力首先是俄罗斯的敌人，同时也是整个基督教世界的敌人……我们斯拉夫人协会会恪守我们的信仰。”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书房，晚年重要作品《作家日记》、《卡拉马佐夫兄弟》于此创作少年时代对父亲的负罪感，一直是他的心魔。正如他在《罪与罚》里描绘的那样，一个人犯下了一桩罪行，又犯下了十桩罪行来掩盖。因为自己犯罪，精神压力大，努力为自己减压，导致行为怪异，这种现象并不罕见。沙皇是“俄罗斯人的小爸爸”，自然也是他的爸爸。他对沙皇的颂扬，除了为了名利之外，还有向“纯粹的斯拉夫”回归的心态，试图以此来拥抱自己的“父亲”，就像是为自己内心开脱的罪犯一样，主动“打断了自己的左腿”。

《卡拉马佐夫兄弟》最终奠定了他在文坛上的地位，小说里面的老卡拉马佐夫是一个荒淫无耻的恶棍，被儿子杀害。实施犯罪的是老卡拉马佐夫的私生子，但是长子德米特里却被误判有罪。德米特里认为自己想过杀死父亲便已经是犯罪，同时悔恨自己过去的荒唐生活，所以甘愿被罚，次子伊万则因为自己给弑父提供了“理论依据”而陷入精神崩溃。陀思妥耶夫斯基借此来表达对革命的否定，他用弑父喻指造反，在他的笔下，热血青年从理想主义者和潜在的社会主义者蜕变为虔诚的基督徒，走上了以受苦来自我净化的道路。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出殡仪式，年1月31日，圣彼得堡

年，正当陀思妥耶夫斯基声名如日中天之时，他的生命却骤然走到了尽头。他的葬礼被沙俄当局大操大办，成千上万人送葬。在第一天就有67家研究机构向他敬献花圈，包括研究所、大学、报刊和协会。在他死后，他的遗孀安娜积聚了做梦也不敢想象的财富，在克里米亚半岛买下了一幢别墅，成为革命前俄国上流社会的一员。在一张安娜晚年的照片里，她“手里拿着一本书，端坐在真人大小的陀思妥耶夫斯基胸像前，神态自信而坚毅，就像一个变身圣殿卫士的富婆。”

晚年的安娜·陀思妥耶夫斯卡娅

19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正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创作的全盛时期。那段时期，俄罗斯在巴尔干点燃战火，在中亚大举攻城略地。巧合的是，他死了不久之后，俄罗斯的胜利也戛然而止了。在~年的第九次俄土战争，成了沙俄的最后一次胜利，之后在日俄战争和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接连惨败，终于亡国。

被陀思妥耶夫斯基视为文坛对手的托尔斯泰，在年离家出走，死在一个荒凉的小车站。托尔斯泰想放弃稿费收入，想把土地分给庄园里的农民，他预感到沙俄的国运不会长久，马上会天下大乱了。但是他的家人，特别是他妻子不理解他，最终闹翻。他愤然离家出走。

为什么衣食无忧的托尔斯泰坚定地反对一切战争，半生坎坷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却癫狂地鼓吹霸权与扩张？这个问题或许不那么容易回答。但有一件事是显而易见的：只有足够癫狂，才能装作东正教里的“圣愚”，为肉体凡胎的沙皇泥塑金身。癫狂是沙俄精神的外化表现，论证“西方文明腐朽没落”，可以让沙皇更理直气壮地鞭挞世界。

“青年维也纳”是历史作家高林和他的小伙伴们的园地，喜欢聊旧欧洲的社会、文学、音乐及风俗轶事，其趣味可以概括为“他们在过去憧憬我们，我们在他们憧憬的年代里怀念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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